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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宪”万历,病夫治国究何病?

万历传,樊树志,人民出版社,1993

30. 怠于临朝

  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,亲政以后,励精图治,一度形成了“事事由朕独断”的局面。何以在亲政后期相当长的时间内怠于临朝呢?这是研究神宗及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加以探讨的问题。探讨的结果,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众说纷纭。

  晚明名士夏允彝(字彝仲,松江华亭人)对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作这样的分析:“自(郑)贵妃宠盛,上渐倦勤,御朝日稀。迨国本之论起,而朋党以分,朝堂水火矣。争国本者,章满公车,上益厌恶之,斥逐相继,持论者益坚,上以为威怵之不止也,不若高阁置之,批答日寡。后遂绝不视朝,疏十九留中矣。郊祀不躬,经筵久辍,推升者不下,被纠者不处,上之一切鄙夷也”[1]。

  夏允彝在这里勾画了神宗怠于临朝的渐变过程,先是对朝政表现出倦怠之意,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;以后发展到绝不视朝,奏章也懒于批答,束之高阁。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写照。但他对于渐变的原因,分析得有点牵强。首先,他把神宗“倦勤”、“御朝日稀”归之于宠幸郑贵妃,沉迷于儿女情长,就失之偏颇。如前所述,神宗由于宠幸郑贵妃,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一再与廷臣对抗,从而导致三王并封之议,以及妖书案、梃击案之类政治风波。透过这一系列政治事件,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局面,他的独断专行、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和廷臣一样,都把这些与“国本”有关的事件,当作朝政的头等大事来对待。丝毫看不出,由于宠幸郑贵妃,沉湎于酒色,而不理朝政的迹象。夏允彝这位与陈子龙(字人中,号大樽,松江华亭人)齐名的几社名士,对于晚明史常有真见卓识,然而关于此事的评述,难免陷于传统的“女人祸水”论窠臼。似乎郑贵妃之于明神宗,犹如杨贵妃之于唐玄宗,其实不然。杨贵妃的“女人祸水”论,前人早已有所澄清,唐玄宗的荒怠另有原因在,郑贵妃等而下之,则更无论矣。神宗的“倦勤”与“御朝日稀”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。

  其次,夏允彝把神宗后期奏疏“批答日寡”到“绝不视朝”,归结于廷臣的朋党之争使他对奏疏与朝政产生极度反感的结果。这显然本末倒置了。看了前几章之后,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,万历一朝官僚队伍中的党派之争、门户之见,其实是神宗一手造成的。他在倒冯、倒张的过程中,为昔日反对新政而遭黜革的官僚平反,大量起用,委以重任。这些人重新上台以后,意气用事,力图把万历十年以前的一切都予以否定。于是形成了两派官僚、两种政见的明显对垒。以后围绕着争国本、争册立、争三王并封,以及妖书案、梃击案,使这种对垒更加具有党派色彩,更加带有门户之见,更加意气用事。如果把这种政治斗争看作神宗“批答日寡”、“绝不视朝”的原因,实在是模糊了君臣之间的责任界限,颇有臣子代君父受过之嫌。由此可见,夏允彝的评述没有抓到点子上。这可能与他身处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时代不无关系。

  那末,今人的看法又如何呢?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在《明清史讲义》专叙万历一朝史事的第五章,标题赫然为“万历之荒怠”,把神宗亲操政柄以后的几十年称为“醉梦时期”,说神宗“怠于临政,勇于敛财,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,与外廷隔绝”。而把原因归结于“专用软熟之人为相”。这“软熟之人”的魁首便是申时行,因为申时行“遇事迁就,以成其过”,章奏留中,讲筵永罢,都是申时行开的先例[2]。

 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,把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于申时行。他说:“及申时行继为元辅,其为祸尤大,万历政敝与其有莫大关系……(帝)欲作解放不受束缚,故‘每遇讲期多传免’,时行不但不匡正此变态心理,反助帝偷学,疏其变态为巨流,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,以‘进讲章(讲义)’代讲授,‘自后为故事,讲筵遂永罢’。……又助上怠政,教其将不愿接受之‘章奏留中’,‘毋下其章’。帝自后所以对奏疏不批不发,置之不理,实‘自此始’。又劝帝拒谏,不辨是非……自是以后,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,日耽荒逸,纵情声色,饮酒使气,贪财好货为乐”[3]。

  孟、马二氏所论,历历有据,并非臆测。然而,神宗的怠于临朝,要申时行来承担责任,未免太不公平。申时行为人“软熟”,“遇事迁就”,都是于史有征的。不过他是出于张居正“威权震主”的前车之鉴,把威权统统交还给神宗,让他亲操政柄,事事由皇帝决断。申时行的迁就,仅仅给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,而不是为他的荒怠疏懒提供方便。从事实上讲,在申时行任内阁元辅的几年中,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佗的时期,事无巨细都要过问,根本谈不上荒怠疏懒。从逻辑上讲,申时行如果象严嵩一样,专擅朝政,那么神宗才可以像他的祖父世宗那样,不理朝政,荒怠疏懒。

  笔者以为,神宗怠于临朝,个中原因很多,但最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色,以致疾病缠身,使他对于日理万机,感到力不从心。非不为也,是不能也。所谓怠于临朝,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,而且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。

  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万历十四年(1586年)。九月十六日以后,神宗连日因病免朝,到三十日,病情仍未好转,再次命司礼监传谕内阁,说他本欲御门临朝,已于卯时(清晨)初刻准备动身,无奈“一时头昏眼黑,力乏不兴”,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,“静摄服药”并无效果,仍然“身体虚弱,头晕未止”。鉴于身休状况不行,神宗向阁臣提出,孟冬节令祭享太庙的活动,难以驾临,只得派徐文璧恭代,“非联敢偷逸,恐弗成礼”[4]。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,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,肾虚则腰痛精泄,陛下春秋鼎盛,精神强固,头晕眼黑等症,皆非今日所宜有,不宜有而有之,上伤圣母之心,下骇臣下之听[5]。

  确实,神宗头晕眼黑、力乏不兴的病情一传出,臣下无不惊骇,惊讶者有之,怀疑者也有之,以为皇上托疾偷逸。其实是冤枉他了。他的暂免视朝、日讲,完全是因病请假。这毛病拖到第二年,仍不见好转。这年二月初三日,神宗又派文书官李兴传谕内阁:暂免经筵,原因是“圣体连日动火,时作眩晕”[6]。四天以后,文书官李恩又口传谕旨:“圣体偶因动火,服凉药过多,下注于足,搔破贴药,朝讲暂免”[7]。

  以后,神宗身体时好时坏,视朝、日讲经常宣布暂免,但是只要身体状况允许,他还是朝讲如初。例如十五年三月初六日,神宗“圣体初安”,按规定视朝,百官上殿庆贺。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名内阁辅臣议论朝政,神宗与三位辅臣一见面,就先打招呼:“朕偶有微疾,不得出朝,先生每忧心”[8]。又如十六年二月初一日,他按例到文华殿参加经筵,经筵完毕还兴致勃勃地与阁臣们讨论《贞观政要》、唐太宗与魏征[9]。二月初三日,他又来到文华殿讲读,讲官刘虞夔一时惶恐,讲《礼经》时遗脱字句,神宗过后命内侍李浚传谕内阁:日讲官宜加习熟[10]。

  不久,旧病复发。头晕目眩这种疾病非比一般,不能动脑筋,视朝、日讲、批阅奏章当然难以胜任。元辅申时行对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焦虑不安,屡次向皇上谈及此事,为“臣等不奉天颜半月有余,经筵、常朝多从传免”而忧心忡忡,希望皇上注意“保身之道”、“摄生之方”[11]。

  万历十八年(1590年)正月初一日,神宗为雒于仁的奏疏召见申时行。当申时行向他提出,皇上有病需要静摄,但也应该一月之中二三次或三四次临朝,处理重大政务。神宗听了并不恼怒,只是解释说:“朕病愈,岂不欲出!即如祖宗庙祀大典,也要亲行,圣母生身大恩,也要时常定省。只是腰痛脚软,行立不便”[12]。

  万历十九年(1591年)闰三月,神宗在病情稍为好转后,对内阁辅臣们谈及自己的健康状况时指出:“原朕之疾,因火生痰成疾,故食少寝废,尝服药饵,未见瘳愈。以致庙享屡遣代行,朝讲久废”[13]。同年九月,他又向申时行谈及病情:“朕近年以来,因痰火之疾,不时举发,朝政久缺,心神烦乱”[14]。真实地流露出他当时久病以后的心情:疾病纠缠,朝政又头绪纷繁,使他对朝政久缺感到心烦意乱,颇有内疚之感慨。

  其后,王家屏、王锡爵辅政时期,情况仍不见好转,神宗仍是“面目发肿,行步艰难”[15]。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十一月,身体稍有好转,适逢慈圣皇太后万寿圣节(诞辰),神宗便支撑着身体来到皇极门,接受群臣的祝贺。典礼完毕后,又单独召见元辅王锡爵,议论朝政。神宗久病初愈,不耐久坐。王锡爵要告辞时,恋恋不舍地说:“今日见皇上,不知再见何时?”神宗无可奈何地答道:“朕也要与先生每常见,只是朕体不时动火……”[16]言外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叹。

  由于头晕目眩,腰痛脚软,视朝只能偶尔为之,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,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、发布谕旨来进行。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,这从“万历三大征”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,但廷臣们对于皇上深居内宫,无法一睹“龙颜”而有所不满。当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七月神宗传谕内阁:“朕自入夏以来,常中暑湿,身体屡生热毒,又头眩软弱,时享(郊庙)暂遣代行”[17],遭到贵州道御史许闻造的批评:“顷岁以来,谓郊庙为常事,谓朝讲为虚文”[18]。以后,类似的批评接连不断。户部主事董汉儒说:“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,何始勤而终怠,国是日非。频年深宫,群臣罕能窥其面”[19]。御史马经伦批评皇上“不郊天有年”、“不享庙有年”、“辍朝不御”、“停讲不举”[20]。

  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七月十三日,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。按照常理,神宗必须参加嫡母的丧礼。神宗又派遣使臣代行其事,理由仍是患病动弹不得。神宗传谕礼部:“朕自闰八月初旬,偶尔痰流注于左足,动履不便。今大行皇后发引,联不能恭行护送,不胜哀恸。著遣奠代使行事”[21]。此事遭到廷臣更为严厉的责难。吏部左侍郎孙继皋说:古今大纲常,必不可亏;国家大典礼,必不可缺。冒恳圣明扶疾护送母后,以光圣人大孝,以慰寰海同情。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说:母子至情,送终大事,少知义理者尚思竭僻踊哀送之情,以申无已之忧。奈何以内庭数步之地,顾靳一足之劳![22]宫员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,神宗则有苦难言。他一向以孝顺闻名,待仁圣皇太后恭谨备至,母后的丧礼都难以参加,可见确实病重,“动履不便”,并非托辞。

  到了三十年(1602年)二月,神宗的病情突然加剧。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,又单独召见元辅沈一贯进入他的寝宫——启祥宫后殿西暖阁,当着慈圣皇太后、太子及诸王的面,向沈一贯嘱托后事,要他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[23]。足以表明,多年身患疾病的神宗,身体已虚弱到极点,否则决不会有此一场虚惊。自从这场虚惊后,神宗更加怠于临朝了。

  正如沈一贯在一个奏疏中所指出的,“皇上居深宫之中,不见群臣,百姓所谓可塞耳掩目,置人言于弗理。臣等日出入长安门,势不能避儿童走卒,无非鞭策臣等之言;流离琐笔,无非感悟臣等之状”[24]。字里行间,充满了牢骚不满情绪。这种状况,从沈一贯辅政时代到叶向高辅政时代,丝毫不见改变。叶向高不无感慨地说:“国家多事,朝政不行,臣浮沉其间,无所转移,实是有罪……然皇上深居日久,如天之穆无声嗅,听万籁之争鸣;如水之漫无隄防,任百川之自溃。典礼当行而不行,章疏当发而不发,人才当用而不用,政务当修而不修,议论当断而不断”[25]。叶向高的深刻反省,充分揭示了神宗怠于临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。

  神宗怠于临朝,使朝政日趋委顿,其主要表现之一,便是重大政务不作决断,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缺官日增,而且长期不补。

  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七月,吏部尚书孙丕扬(字叔平,陕西富平人)首先议及此事。他对于近来正常的官员选拔、升迁制度的运作不灵表示不满,请求皇上将近日推补官员的公文尽快批发,如有注拟不当之处,亦请明示,以便别推酌补[26]。神宗依然把此疏留中不发,不置可否。没有皇帝的批示,缺官是无法推补的,当时不仅中央政府部门缺官不补,地方政府也不例外。御史王以时针对地方缺官不补一事,向神宗坦诚相告,不少地方遇到官员缺额,巡抚、巡按常常选择近便官员兼摄,如掌钱谷者兼摄军屯,掌兵戎者兼摄盐政马政,造成很多弊端,废事病民。甚至还有知府知县等“父母官”,也有因缺员而由邻近府县官员兼摄的,犹如赤子而终岁寄养[27]。王以时希望皇上关注地方官员的及时推补,当然也落了空。

  身为主管人事工作的吏部尚书孙丕扬,对于在其位不能谋其政,无力扭转缺官不补的局面,深感愧疚,接连二十次请求辞职,企图改变缺官不补的情况。当孙丕扬第二十次辞职奏疏递进时,特地委派吏部侍郎孙继皋(字以德,号柏潭,无锡人)到朝房向内阁次辅张位疏通,表示孙丕扬求归真切,请张位票拟谕旨时“须得如愿”。次日,孙丕扬本人又向张位递去手柬一封,其中写到“久病残喘”之状,希望张位玉成辞职一事。张位信以为真,在与内阁同僚商议后,随即票拟谕旨:“回籍调理,痊可起用”。内阁的拟票送给皇上御览,还未发下,孙丕扬不知从何处探得消息,对张位顿生怨恨之情[28]。

  原来孙丕扬上疏辞职只是一种姿态,满以为内阁会百般挽留,殊不知张位竟顺水推舟,便愤愤然写了一本奏疏,在神宗面前攻击张位谋取元辅之职,仿效严嵩,尽收部权。把辞职的原因一股脑推到张位身上:“臣之心病,实见大学士张位结党弄权,畏而疑避之耳”。神宗对于孙丕扬要求补官的奏疏置之不理,对于这道阁部不和的奏疏却作了批示:“览奏内事情,多涉鄙亵影响,非朕倚任之意。今后宜协恭和衷,毋得自相抵牾,以伤国体。著照旧供职,不准辞”[29]。

  张位受孙丕扬攻击,立即上疏辩白,把孙丕扬递上辞疏的前前后后都报告皇上,指责孙丕扬口虽言去心实欲留,如果孙丕扬原系托疾,实非归志,亟留照旧供职,而将臣速赐罢免。神宗见张位也要辞职,立即下旨挽留:“卿辅弼重沃,忠诚清慎,朕所鉴知。奏辩诬情,朕知道了。卿不必以此介意,宜即出安心辅政,用付眷怀,不允辞”[30]。

  阁巨陈于陛、沈一贯也上疏为张位辩护。神宗态度明朗地谴责孙丕扬“因疑使气,逞忿诬蔑,甚失体面,正所谓含血喷人,全无大臣风度”,“可见前屡疏乞休,乃矫情饰誉,原非本心”;而称赞次辅张位“久侍讲闱,小心廉慎”[31]。

  孙丕扬见皇上态度如此鲜明地支持张位,又言词严厉地谴责了自己,除了求去一途,别无他路可走。临行前还措辞哀婉地向皇上认错[32]。其实孙丕扬为官清谨,在吏部尚书任上甚副人望,由于请求补官而一招出错,使他不能安其位[33]。吏部失去了孙丕扬这样有力的尚书,缺官不补的情况更加日趋严重。

  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向皇上奏请尽快推用吏部尚书,以解决吏部掌印无官的尴尬局面,进而解决各级衙门的缺官不补问题。赵志皋说:“今吏部掌印无官,四司诸务停阁。昨冬十二月大选,遂致罢废。此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。至于内外行取官员,积俸年深,而未得俞命,致令旧者不升,新者已缺,此亦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。台省差遣十分缺人,狐鼠豺狼一切不问,神奸弄法,大盗杀人,朝廷宪法从此废弛。各处司道郡县官员,悬缺未补者甚多。此又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”[34]。赵志皋的分析是深刻的,揭露的事实是严峻的,然而神宗对于这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仍然无动于衷。

  由此开启了部院级掌印官(正职首长)缺官不补的先例。

  到了万历三十年(1602年),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、侍郎十名、科道官九十四名;各地缺巡抚三名、布政使、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、知府二十五名;全国御史巡行差务共十三处,有九处缺官。内阁、吏部负责人多次向神宗提出补授官员,神宗一再不予理会[35]。

  到了万历三十三年(1605年),南北大僚,强半空署;督抚重臣,经年虚席;藩桌(布政司、按察司)缺官五六十员,郡守(知府)缺至四五十员[36]。到了后来,内阁仅大学士叶向高一人,形成独相局面。部院级正职首长应有九名,但正在岗位供职者不过三人而已(都御史孙璋、侍郎翁正春、刘元霖),其他人都因皇上怠于临朝而杜门不出[37]。据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的统计,官僚空缺已达于极点,南北两京六部缺尚书、侍郎十四名,都察院缺都御史、副都御史五名,仓场戎政及卿寺京堂缺十余名,总督、巡抚缺四名[38]。

  大量官员长期不补,在职官员心灰意懒,杜门不出,使各级政府机构濒临半瘫痪状态。这是神宗怠于临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。

  神宗怠于临朝使政局日趋委顿的另一表现,是官场中党派之争愈演愈烈,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,门户之见日盛一日,互相倾轧不遗余力。

  万历二十二年吏科都给事中林材就朝廷用人不当上疏言事,以为新推国子监祭酒顾宪成、吏部侍郎刘元震、詹事府副总裁冯梦祯都属于用人不当之显例。就此他发了一通议论:“皇上御宇二十年来,用人盖三变:当高拱柄国时,则洛人进;当张居正秉权时,则楚人进;当申时行执政时,则吴人进……今者,将为吴人乎,为洛人乎,为楚人乎!琐琐姻娅,行据要津;戚戚兄弟,骤登膴仕。曲学者是以阿世,虚谈者足以沽名。直言者不容,而反谓之喧闹;秉公者俱斥,而反谓之险倾。”[39]且不论林材对顾宪成、刘元震、冯梦祯的评判是否公正,他所指出的任人唯亲、结帮拉派现象,确实是政坛一大弊病。神宗对林材的进谏,不但不加以反省,反而视为故意捣蛋,以“党护激扰”、“暗伤善类”的口实,把他连降三级调离京师[40]。这种做法,对于朝廷上下党派门户之争的日趋激烈,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  吏科给事中张延登(号华东,山东邹平人)感时触事,向神宗陈述了他的“无党”之论,对党争的剖析是很有一点深度的。他说:“(官员)纷然攻击,形于章疏揭牍者,不曰苏脉、浙脉,则日秦党、淮党,种种名色,难以尽述。而目前最水火者,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。疑者摘其一事之失,一人之非,或至混诋林泉讲学之人,则人心不服。护者因人摘其一事之失,一人之非,或至概訾论者伪学之禁,则人心亦不服。疑者不服,不免牵淮抚以箝之,以淮抚李三才素窃林泉之誉,以自固也。护者不服,则亦率苏浙诸脉以箝之,以林泉者素弹苏浙之奸而被斥者也。意有主奴,祖遂有左右,而党议于是乎渐起。”[41]张延登认为,官场中门户之见、党同伐异,是不可取的。“论人者采生平为实录,不必曰某党宜处也,为一网打尽之谋。论于人者,据部处为进止,不必曰吾某党故及也,为三窟藏身之计。旁观论人与论于人者,听是非之自定,亦不必曰此某党故论之,某故被论也,为党同伐异之举”[42]。然而神宗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当然不会采取断然措施。

  当李廷机、叶向高两名内阁辅臣因无力应付这种局面意欲辞官离开是非之地时,神宗才感到问题似乎有点严重了。他在给内阁的谕旨中流露了对官员党同伐异的不满情绪:“方今国家多事,边方扰攘,大臣疑畏,杜门注籍;小臣嚣然,逞臆横肆,是何国体!”[43]他又给吏部、都察下了一道谕旨,谴责那些以党同伐异为能事的科道官员:“朝廷设置科道,为耳目之官,以纠正百僚,肃清中外。近来新进后生,逮受斯职,全无公心为国,专以挟私报复,妄逞胸臆,互相攻击,淆乱国政,不俟公论,静听处分,恶言詈语,不胜不已,是何国体!以喜怒为威福,以好恶为机龚,恃强凌人,呶呶不巳,好生可恶!”[44]要想在这时制止不合国体的党争,似乎为时已晚。皇帝怠于临朝,阁臣中又没有力挽狂澜的干才,部院大臣多杜门不出,谁来当此重任呢?到了齐、楚、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纷争日趋尖锐之际,要想扭转势头,更加难乎其难了。

  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国子监祭酒汤宾尹(字嘉宾,号霍林,宁国宣城人)和翰林院侍讲顾天埈(字升伯,号开雍,苏州昆山人)召收党徒,专与东林作对。因汤宾尹是宣城人,顾夭竣是昆山人,时人称为宣党、昆党[45]。到了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党争加剧,形成了齐、楚、浙三党,与东林相对峙的局面。齐党以给事中亓诗教、周永春、御史韩浚为首,楚党以给事中官应震、吴亮嗣为首,浙党以给事中姚宗文、御史刘廷元为首,而汤宾尹辈暗中作为主谋,挑动党羽互相唱和,务以攻击东林,排斥异己为能事。新进的言官,无不钩致门下作为羽翼,当事大臣都莫敢撄其锋[46]。

  被齐、楚、浙三党视为对立面的东林党,原先只是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、钱一本等人创立的一个讲学场所——东林书院。正如云南道御史过庭训所说:“顾宪成以聚徒讲学,而东林之名立。自东林之名立,则有真见真君子”[47]。这批真君子不甘寂寞,讲习之余,往往讽议朝政,裁量人物,朝士仰慕其风,多遥向应和。顾宪成自己标榜说:“官辇毂,志不在君父;官封疆,志不在民生;居水边林下,志不在世道,君子无取焉”[48]。由于他们这帮君子们能量大、影响广,受到了淮抚李三才的注意。

  李三才,字道甫,顺天通州人,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、巡抚凤阳诸府。顾宪成里居讲学,臧否人物,李三才与之深相交结,顾宪成也引以为同志。由于李三才有大略,屡官至户部尚书。当时适逢内阁缺人,有的官僚建议不当专用词臣,宜与外僚参用,意在李三才。因此,忌者日众,谤议四起。李三才多次上疏皇上,请求辞官,上了十五疏,才得到神宗批准。然而攻之者唯恐他再次复出,追究他盗用皇木营建私第之事[49]。这种种是非,令人扑朔迷离,其中交织着党派之争的罗网与阴影。

  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河南道御史刘光复(字敦甫,号贞一,池州青阳人)上疏攻击李三才,“逞其伎俩,煽乱人心,幻术通天,气焰盖世”,为了置李三才于无法招架之地,他揭发李三才盗皇木营建私第—“居室连云,几于半州,所用木料,俱是先年奉旨差官解到鹰平木,几二十二万八千有零”[50]。

  李三才上疏为自己声辩,指出刘光复是汤宾尹之流的至亲密友,因此这种攻击带有浓厚的党争色彩。然而擅自动用皇木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,单凭李三才说“清平世界,乃有卢杞、秦桧所不敢为者,今公然为之”[51],是不解决问题的。

 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(字道茂,号碧麓,福建侯官人)以主管官员的身份向神宗指出:“官木散失有因,言官指摘有据”,“三才大臣也,官尊禄厚,即退而家居,亦宜畏公议,奉三尺。欲营宫室,岂患无材,乃贪市价之贱,买官木以便私图。此无问偿完偿欠,而其失已不可掩矣”[52]。

  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正月二十二日,林如楚遵照神宗的旨意,会同科道官员,前往通州通惠河湾中李三才住宅查勘。查勘的结果是令人惊诧的:李三才的住宅“瑰丽神奇”,“崔巍广大,势甚铺张”。随同查勘的商人一致认为家眷所居楼房是“用木渊薮”,而屋左余基,各商均指为畏勘拆毁。经查验,多系南方杉木,“出卖无主,报税无票,此木非得自官,胡为乎无胫而至哉!”屋后迤逦约半里许,有一座花园,是当年皇木厂的厂基,明系侵占皇厂。而二门至大门之间,原为广福寺香火地,是户部仓库地基,又是侵占官产。

  林如楚鉴于情况属实,希望皇上下旨,由刑部对李三才盗用皇木、占用皇木厂厂基二事严加鞠审[53]。

  神宗批准了这一奏疏,下旨由法司会审李三才用木占厂事情。会审的那天,法司仅抓了李三才的几名家奴审问。会审后,刑部奏报皇上,除了对李三才的家奴验明正身依律究拟外,还应对李三才“以假顶真”、“将生作死”这种“欺君灭法”行为,另行公议,以听圣明裁夺[54]。

 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李三才声名狼藉了。他的政敌还穷追不舍,户科给事中官应震(字东鲜,号汤谷,湖广黄冈人)诽谤李三才“大奸大贪,今古罕俪,往宵小党护,交口清流……今三才败露极矣”,并由此牵连到东林,声称“东林理学,强半虚名”[55]。

  李三才在狼狈不堪时,还不忘为东林辩白。他上疏神宗,希望消党祸以安天下,说:“今奸党仇正之报,不过两端:曰东林,曰淮抚。何以谓之?东林者乃光禄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,宪成忠贞绝世,行义格天,继往开来,希贤希圣。而从之游者,如高攀龙、姜士昌、钱一本、刘元珍、安希范、于玉立、黄正宾、乐元声、薛敷教等,皆研究性命,检束身心,亭亭表表,高世之彦也。异哉此东林也,何负于国家哉!今不稽其操履,不问其才品,偶曰东林也,便行屏斥,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,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”[56]。但是无济于事,李三才自身尚且不保,何况东林!

  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十月,李三才终因盗用皇木侵占皇厂,遭到削籍处分。神宗在刑部关于李三才“用木占厂”的题本上批示:“这奏内事情,屡次会勘明白。李三才身莅宪职,进阶尚书,既属回籍官,不思省修行,辄敢盗买皇木,侵占厂基,胆大欺君,却又数逞狂妄,挠乱计典,好生可罪!本当置以重辟,念系大臣,故从轻,著革了职为民当差”[57]。

  神宗的所作所为委实令人费解,既不满意于官场上的党同伐异,却又在支持党同伐异,拉一派打一派。如此政治氛围,党争何日才能消停?官僚队伍中分党立派,彼此攻击,水火不相容,把注意力从国家大事转移到门户之见上,很多是非因门户之见而颠倒、混淆,很多正事因党派之争而搁置、延误。

________________

  [1]《国榷》卷八三,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。

  [2]孟森:《明清史讲义》(1981年,中华书局)上册,第246页、260页。

  [3]马楚坚:《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》,载吴智和主编《明史研究专刊》第五期(1982年,台北,大立出版社),第31页。

  [4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十四年丙戌卷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七八,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。

  [5]《万历邸钞》,历历十四年丙戌卷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七九,万历十四年十月丙寅。

  [6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八三,万历十五年二月庚午。

  [7]《明神宗实录,卷一八三,万历十五年二月甲戌。

  [8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八四,万历十五年三月癸卯。

  [9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九五,万历十六年二月乙丑。

  [10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九五,万历十六年二月丁卯。

  [11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九六,万历十六年三月丙戌、三月丁酉。

  [12]申时行:《召对录》。

  [13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三四,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壬申。

  [14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四○,万历十九年九月己巳。

  [15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年壬辰卷。

  [16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六六,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己已。

  [17][18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。

  [19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卷。

  [20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,[21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。

  [22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。

  [23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六八,万历三十年二月己卯。

  [24]《明神宗实录,卷三九九,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己卯。

  [25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五一○,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卯。

  [26]《明通鉴》卷七一,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丁卯。

  [27]《明通鉴》卷七一,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丁卯。

  [28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。

  [29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。

  [30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。

  [31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。

  [32]《明史》卷二二四,孙丕扬传。

  [33]《国榷》卷七七,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丁卯。

  [34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○六,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乙卯。

  [35]孟森:《明清史讲义》上册,第262页。马楚坚:《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》,《明史研究专刊》第五期第49--51页。

  [36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○九,万历三十三年五月戊戌。

  [37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八二,万历三十九年四月丙戌。

  [38]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五一四,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乙亥。

  [39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。

  [40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。

  [41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卷。

  [42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卷。

  [43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三十六年成巾卷。

  [44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。

  [45]《明史》卷二二四,孙丕扬传。

  [46]《明史》卷二三六,夏嘉遇传。

  [47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卷。

  [48]《明史》卷二三一,顾宪成传。

  [49]《明史》卷二三二,李三才传。

  [50][51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。《明史》卷二三二,李三才传。

  [52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。

  [53]《万历邸钞,,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。

  [54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。

  [55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。

  [56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。《明史》卷二三二,李三才传。

  [57]《万历邸钞》,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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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岷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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